行拘执行年龄降至14岁利弊如何平衡

来源:石良张洛网 2019-07-11 14:34:26

青春期是个体大脑发育、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研究表明,不良的外部环境和经历会改变或阻碍大脑发育的正常进程,而且这种影响具有不可逆性,日后难以完全消除。从行为自由到行政拘留后封闭式拘禁,所处环境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会对未成年人的大脑发育、性格养成、心理健全产生影响,甚至有可能形成反社会人格,导致攻击性增加,日后矫正难度更大。另外,对处于学龄阶段的未成年人予以行政拘留,会短暂中断其接受教育的过程,容易形成标签效应,使之受到排斥或歧视,有的甚至会自暴自弃,无法回归正常学习生活。

二、由于受家庭和社会特别是网络的影响,孩子们过早地接触很多不良因素,大大催熟了孩子的心理,让他们的心理年龄提高了。

2013年秋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从历史深处走来,融通古今、承载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赋予了古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第二,借助现已建成并已开放接入的市、区两级卫生信息平台,在部分医疗联合体范围内先行试点医药卫生信息深度互联基础上的互认工作,探索可复制的互联互认管理控制体系及试点应用经验,成熟后进行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面上推广。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黄图望、梁正武作为组织者、领导者,应当按照其所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少年司法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降低处罚年龄的问题,而应在强制教育方面完善立法,我不赞成将行政拘留年龄降至14岁,因为12岁甚至10岁以下因父母不尽责而危害严重的孩子仍无法应对。对不到刑责年龄又实施了严重危害行为的未成年人应送入特殊学校接受教育和监护。工读教育曾经非常有效,只因增加了一个“父母同意”规定导致弱化。应完善相关程序,如:公安部门可否向少年法庭提出强制教育申请,父母可提出异议,但由法庭裁决。工读学校也需完善相关法律,尤其是强制教育部分。如果未成年人的父母在当地,那么未成年人周末可以回家,这样也能不割断孩子的亲情关系;如果父母不在当地,那么工读学校就要扮演既教又养的角色。

中国天气网讯本周日(15日)开始,我国中东部地区又将迎来持续3天的大范围霾天气,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等10省市将先后出现中至重度霾,将会对春运产生较大影响。

安娜说,目前字幕组有29名翻译,和其他字幕组相比人不算少,但由于每位翻译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字幕组依旧人手紧张,常年招募译者。

据央视财经微信报道,入冬至今,全球多地出现流感高发现象。国家卫计委监测发现,近期我国南方和北方,都已经进入了流感冬季高峰季节。

即便还清贷款,“套路贷”造成的影响也不会完全消除。在报警后,李媛媛暂时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却一直敏感、多疑。在与焦志恒的交流中,她说自己“心都凉了”“是人是鬼分不清”。

“英国高等院校在国际上向来以提供高质量的教学资源及富有创新性的课程设置著称。因此,英国一直以来是对于国际学生最具吸引力的留学目的地之一,每年有超过48万名优秀的国际学生前往英国就读高等教育课程。英国对于其高等院校接收的国际学生数量不设限制。”

此外,由于行政拘留的临时性和短暂性,并不能解决未成年人违法根源性问题,也不能做到有效跟进,故惩戒效果有限,往往治标而不能治本,加之可能发生的交叉感染,带来的叛逆心理及自弃心理等系列问题,可以说弊大于利。(作者系基层检察官)

第二,行政拘留会给未成年人社会化造成长远负面影响,留下社会治安的长期隐患。

第四,未成年人表面心智提前成熟是一个伪命题。

然而,有当地村民匿名给中国之声寄来一份死亡人员名单。据这份名单显示,共有38人在岫岩“8.4洪灾”中遇难,遇难者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等信息均被详细地统计在内。

调整执行行政拘留年龄可以看作是我国未来调整刑事处罚年龄的过渡之举,调整执行行政拘留年龄务必与在未成年人群体中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同步进行,根植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提高法律法规在未成年群体中的威慑力,将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和犯罪行为扼杀在摇篮之中,最终达到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的目的。

此外,北京市气象台11时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中度霾,南转北风二三间四级;夜间阴转晴,北风五级左右,阵风七级以上;气温25到13℃。7日入夜后北风到来,雾霾消散。

农业投入品减量,就是农业增效。据悉,今年我国将深入推进轮作休耕试点,规模保持在3000万亩以上。推进农药化肥减量增效,将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扩大到175个县,在100个县开展农膜回收示范行动,创设秸秆利用区域性补偿制度。

着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是国内市场中最具成长性的部分,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要密切跟踪国家科技、产业发展的最新变化,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形成一批新兴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努力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差异化、高端化水平,以及生活性服务业的精细化、品质化、便利化水平。促进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融合,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智能经济发展。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扎实推进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在空天海洋、信息网络、生命科学、核技术等关系未来的核心领域,强化军民融合发展,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

研究中国历史上的GDP时即可发现,在军事力和生产力重合时期,国家的GDP就是增长的,因为它平衡了。而GDP不增长有两种情况:一是种南北分裂战乱频生;一种是军事力环立,国家不得不用财政的很大一部分来用于养兵。

导读:时隔两年,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拟将行政拘留执行年龄从16周岁降低至14周岁的规定,仍引发社会广泛讨论。降低行拘执行年龄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矫治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需补足哪些短板?本期“声音版”邀请理论界相关专家和实务界人士一道进行探讨,敬请读者关注。

据了解,建成后的杭州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将实现租赁环节、租赁房源、租赁信息“三个全”的目标。即实现供应主体、租赁合同网签、评价信用体系租赁环节的全覆盖;实现国有租赁住房、长租公寓、开发企业自持房源、中介居间代理房源、个人出租房源的全纳入;实现企业、人员、房源、评价、信用等信息的全共享。

不仅如此,很多拘留所也不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训诫教育的软件条件,少年司法不仅要考虑初等教育的延续性,自身也具有很强的专业属性,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成年人惩戒的缩水版。不可否认部分地方创新了训诫帮教制度,但并不代表当前具有普遍性的适用基础。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征求意见稿,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可以执行行政拘留的年龄从16周岁降低为14周岁。之所以有这一变化,主要是发现低龄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只能批评教育后一放了之,导致一犯再犯,成为社会治安的顽疾。的确,这一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对此,我们应当反思和充分论证。

其次,调整执行行政拘留年龄,有利于促进校园欺凌的法律治理,维护校园安全。校园欺凌是一个久治难愈的社会问题,近些年,校园欺凌愈演愈烈,伴随着互联网的传播,校园欺凌俨然成为未成年人暴戾之气亮相的主要途径。虽然据最高法2018年发布的校园暴力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显示,2015年至2017年,近三年校园暴力案件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其中57.5%的校园暴力案件为故意伤害案件,聚众斗殴罪和寻衅滋事罪同比上升10.58%和14.08%,且有将近九成的校园暴力案件受害人存在不同程度的伤亡情况。2018年11月19日,陕西神木15岁少女刘雨被同龄人强迫卖淫、打死。针对“11·19神木少女被害案”,有关媒体曾指出“年龄不是宽宥借口”。的确,刘雨案很有可能只是众多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冰山一角,如果此类恶性犯罪案件得不到有效解决,惨遭不幸的刘雨绝对不是最后一个校园欺凌的受害者。从立法角度保护未成年人,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但保护不等于放纵,针对已经心智早熟的未成年人的恶性校园欺凌需要以降低执行行政拘留年龄为起点,进而相应地调整刑事处罚年龄,最终实现防治校园欺凌,还未成年人一个和谐美好的校园环境。

最后,调整执行行政拘留年龄,是涉罪未成年人矫治帮扶作用有效发挥的前提。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宽严相济的原则,秉承“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从根本上来讲,调整执行行政拘留年龄并没有背离上述原则和方针。有学者指出降低执行行政拘留年龄短期内可以阻断未成年人与不良社会环境的联系,但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惩罚性措施,会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在负性标签的叠加影响下,未成年人很可能再次犯罪。然而,未成年人犯罪如未得到法律的有效惩处,也会助长其继续犯罪的气焰,甚至形成“只要达不到法律惩罚年龄就可以为所欲为”的错误观念。由此来看,法治手段与矫治帮扶在未成年人制裁矫治中是相辅相成的,而轻缓的矫治帮扶应以硬性的惩治手段为前提,硬性的惩治手段必须辅之以健全完备的帮扶教育措施。短暂的行政拘留既是挽救作为犯罪主体的未成年人的过渡性手段,也是保护作为受害者的未成年人及他人合法权利的保障性举措,体现着法律的公平性与正义性。(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

“现在我们即便继续加大养老机构、多功能幼儿园发展的力度,也跟不上老龄化的速度。”李克强说。

沈敏,男,1968年5月生,浙江温州人,曾任温州市鹿城区副区长,区委常委、副区长,温州市温瑞塘河整治工程指挥部(市城市河道建设管理办)副指挥(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书记,温州市温瑞塘河保护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于2013年9月起任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在日常审判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年满14周岁应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其实此前就收到过行政处罚决定书,但他们不认为自己接受过处罚。因为依据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年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正是由于人身自由没有受到实质性限制,从某种意义上对这些未成年人来讲等于没有受到惩罚。从发挥法律惩戒作用以及同刑法处罚相衔接的角度看,如果出现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应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战场上,再小的因素也可能影响一场战争的成败,我们的官兵动作不稳,身体僵硬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柔韧性、协调性还不够造成的,客观来讲,有的官兵生来就不协调,练不出效果,但是我们不能怨天尤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克服。”武仲良表示。

七是实施中西部教育振兴发展计划。坚决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以保障义务教育为核心,全面落实教育扶贫政策,稳步提升贫困地区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推进“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补齐中西部教育发展短板,加快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快发展民族教育。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继续实施中西部高等学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东部高等学校对口支援西部高等学校计划,“部省合建”支持中西部地区14所高等学校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教育行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职业教育,推进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加快乡村振兴急需紧缺人才培养。

教育矫治不能一拘了事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记者刘良恒)行走在张正坤烈士的家乡湖南省浏阳市北盛镇,处处能感受到涌动着的改革发展热潮。昔日贫穷落后的偏僻山乡,如今已发展成浏阳经济建设“主战场”——国家级浏阳经开区所在地,近年来知名企业不断落户,城乡变化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

目前仅是地面交通付费互通,暂不支持异地充值、退卡等服务。为便于各城市运营管理,其卡片发行(含充值)和退卡业务由各地发卡机构办理,用户办理时要合理选择办卡地点。

河北阜平县骆驼湾村是一个位于太行山深处的特困村,全村共245户563人,其中,贫困户190户525人。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骆驼湾村成了老人留守的村庄。2012年12月30日,习总书记来到阜平县考察骆驼湾村时,村里的状况让他十分挂心。

据记者调查了解到,近几年,虽然命题方式在变化,保密制度在强化,但研究生考试中的一些环节依然存在泄题漏洞。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台湾派出以前“行政院长”游锡堃为首的祝贺团,弄得好像很风光的样子。但真实情况如何呢?

第三,域内外经验和做法表明,处置未成年人违法行为的最佳方式是教育矫治。

拘留场所多不具备条件

第一,行政拘留处罚无法遏制青春期的未成年人治安违法。

“案件数量差异较大的背后,说明部分地区对环境执法工作仍然重视不够,执法积极性不高。”这位负责人指出,同时一些地方也存在不敢查、不愿查、不会查的情况。他认为,还有一些地方环境执法能力不足,很难适应日益繁重的监管任务。

强化教育矫治科学设置处置措施

中国也把新能源汽车作为政策优先支持领域。早在2009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就上升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财政补贴以及税收优惠、环保激励、碳交易、金融创新和路权支持等全方位扶持政策。

京华时报:强力反腐的背景下,您参与的工作有没有什么变化?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百年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你现在的每一步选择中,都有着祖国未来的模样——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你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广大青年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祖国已经发出邀请,你将以怎样的姿态作答?

政委梅文告诉我,第一代航母舰员中,有飞行员舰长、博士硕士舰长、全训合格舰长,有留英留俄的各专业各领域尖子人才,还有“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学习成才标兵等,他们个个身上都有光环,都有故事。

比如,学校每间寝室的门上有小窗,通过小窗可以看见寝室里八张床以及八个人的一举一动;教学楼,每个教室里都有摄像头,大部分时间都是开着的,可以上下左右旋转,可以拉近看到每个人的课桌上是什么;班主任、年纪主任可以随时会调看班级监控录像;学校不允许带手机,每个宿舍有一部座机,校内设有很多电话亭。

在当地时间周一(6月24日)发布的联名信中,18名亿万富豪主张对累积大量财富的个人征收财富税,包括他们自己在内,“我们正在写信呼吁所有总统候选人,无论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向1%最富有美国人中的十分之一征收适度的财富税——向我们征收。”

未成年人帮教是一个涵盖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帮扶矫治的系统性工程,在前置性的干预帮教系统尚未健全、未能有效运转的情况下,以降低行政拘留执行年龄进行管教硬性对接未免粗暴,有违合理行政原则。

虽然活动的具体地点已无从考究,但画面中,王爷泛海行舟的形象惟妙惟肖;当年送王船的情形,仿佛依稀就在眼前。

这一联盟由8个非政府组织和巴勒斯坦劳工部代表组成。联盟在成立当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其宗旨是加强与残疾人相关的法律框架构建、改变社会对残疾人的消极观念、增强社会对残疾人的尊重和帮助残疾人创造就业机会。

涉事学校通报称,现场7名女生、5名男生和2名教师均证实不存在体罚,也没有猥亵女生行为。被调查人均在笔录材料上签字确认。

这是记者从20日在江西南昌召开的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拐进程第13届高官会暨六国联合打击拐卖人口行动总结会上获悉的。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六国政府代表和联合国合作反拐项目办公室(UN-ACT)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4日下午,中新社记者来到位于北戴河区车站村附近的“巴铁”综合试验现场。作为试验线的富民路两侧安装了目测约30公分宽的铁质轨道,轨道总长度约300米,有两个巴铁站台,站台距地面高约2米,站台的电子屏上仍显示着“北戴河‘巴铁1号’全球首测”的标语。

首先,调整执行行政拘留年龄,提高法律的震慑效应,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绝非毁掉。任何法律、行政法规的制定与完善都体现着预防效应,调整执行行政拘留年龄下限也是如此。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数逐年下降,但未成年人犯罪的低龄化和暴力化趋势明显,恶性犯罪事件频现报端。2018年12月2日,湖南泗湖镇12岁男孩吴某持刀杀死了自己34岁的亲生母亲。同年12月31日,湖南衡阳13岁男孩罗某锤杀父母后逃逸。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湖南连续出现两起未成年人弑父杀母的惨痛悲剧。悲剧背后,我们除了反思家庭教育不力等因素之外,还应看到法律、行政法规在悲剧面前暴露出的被动与失语。当“男孩吴某由于未达到法定年龄,已被警方释放”的事实公之于众,当吴某事后说出:“学校不可能不让我去上学吧,我杀的也不是别人,我杀的是我妈”这样冷漠无情并无半点悔过之心的话语,当吴某的悲剧再次被罗某上演,桩桩悲剧提醒我们到了应该深思“法律在预防与惩治未成年人犯罪中的作用及其作用如何发挥的问题”的时候了。

自公安部发布《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已过去两年有余。时至今日,《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将未成年人的行政拘留执行年龄从16周岁降低至14周岁的规定仍然是社会和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笔者认为,公安部可以在进行充分理论论证和实践考察的基础上,适时适当调整执行行政拘留年龄。具体理由如下:

治校园暴力需法律发力

行拘应发挥其惩戒作用

而从实施层面来说,当前很多地方尤其是基层拘留所并不具备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别关押的硬件条件。而即便分别关押,年纪相差不大的未成年人可能因为类似经历而引发心理共鸣,强化对社会的对立感,同时还可能受多次“进宫”者反面影响,甚至被吸纳、演化成团伙作案。

三、如今校园霸凌现象令人发指,一些少年犯罪手段极端凶残,给社会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对这类犯罪过于宽恕,法律过于疲软,必定不能彰显出法律的威严和震慑力,反而助长了少年犯及其监护人的侥幸心理,让校园暴力和少年犯罪现象日益严重。(作者系中学高级教师)

无论拘留执不执行,针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矫治,不应该只是想通过一次拘留就能达到矫治改正的目的,从长远社会管理来看,这种方法也是效果最差的。当前,行政拘留执行时,未成年人并未与成年人分开管理,管理措施也未明显区别成年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即便将来立法将未成年人行拘年龄降至14周岁,在执行方面也应当有更多的要求和限止,拘留所也应有所改进,这才是立法需要明确的事情。

有道是“法不严则不治,令不行则不严”。从我三十多年的从教经验看,虽说人是可以通过教育、感化的,但是教育并非是万能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纯粹是理想主义的幻想而已。对于少数家教差、性格暴戾、行为恶劣的人来说,教育很多时候确实是无能为力的。依据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试想:如此柔软的法规对校园霸凌和少年犯罪的小霸王们又有多少震慑力呢?我支持适当的降低行拘年龄,其理由有三:

强制教育立法亟待完善

总之,对违法犯罪少年重点要解决的是如何监护起来的问题,弥补家庭教育和普通学校教育缺失,给予这类未成年人法律意识、生活监护与能力赋予,这才彰显社会的理性与法治的温度。(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

行拘年龄需适时适当调整

研究表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成年人有着质的不同。从内在因素看,青春期的未成年人身心处于不稳定、不成熟状态中:在脑发育方面,大脑机能远远落后于成年人,特别是前额叶皮层远未成熟,辨别是非、控制行为、遵守规则的能力弱;在心理方面,处于“第二次危机”的青春期,内心充满矛盾,情绪容易波动,具有很强的叛逆性、冲动性。从外部因素看,未成年人容易受到家庭监护缺失、父母教养不当、辍学或者学校教育偏差、社会消极环境或不良资讯的影响。在内外各种风险因素相互交织的作用下,一方面,行政拘留缺乏针对性且期限短,无法解决未成年人原本存在的心理行为偏差,不可能从根本上预防再次违法或犯罪;另一方面,青春期的未成年人有不计后果、追求刺激、实施越轨行为的自然倾向,行政拘留难以对他们有震慑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教育水平提高,与30多年前相比,相同年龄的未成年人的发育速度有所加快,身体成熟年龄略有提前,能接受和掌握更多的知识与信息。但是也必须看到,他们生活成长的社会环境较之前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诱惑更大、风险更多。面对海量的资讯和复杂的情况,未成年人需要养成更高的认知与控制能力,学习、实践甚至试错的成长期不仅没有缩短,反而可能延长。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生理意义上的个体提前成熟了,但作为社会的人,未成年人心智成熟的年龄并未提前。相反,低龄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恰恰揭示了他们心智尚未健全,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认知控制能力依然不足。因此,应当全面客观看待未成年人心智成长的历史变化,否则就会陷入人类文明越进步,未成年人责任年龄越降低的悖论。

日常生活中,他是江苏高院的助理审判员,一个背负着房贷的“月光族”。

因此,简单降低行政拘留年龄,并不能有效解决低龄未成年人治安违法的问题,对于不满十四周岁的依然无有效措施。对此,应当予以科学化、体系化设计。一方面,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加强保护和早期预防,强化家庭监护和学校教育的责任,完善校园暴力的预防与处置机制,加大政府对处于困境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帮助和支持,整治影响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社会环境和网络环境,完善落实对未成年受害人的保护救助措施。另一方面,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建立成体系、轻重有别的教育矫治措施,规定训诫、督促矫治、观护、送专门学校等,明确家长接受家庭教育辅导的责任,严格限制对未成年人适用治安处罚。(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未成年人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

未成年人身心处于发展中,可塑性强,在易受不良因素影响而误入歧途的同时,也容易接受教育矫治重回正途。联合国有关文件与公约以及很多国家与地区都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比如,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将轻微违法或行政上违法的行为(称为“违警行为”)往往作为轻(微)罪、违警罪处理,对未成年人适用区别于成年人的少年司法制度,程序分流和多元化处遇措施充分体现了非监禁化、教育矫治的特点。同时,我国在处置未成年人违法行为方面也有积极探索。比如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广西钦州市公安局钦南分局开展了违法未成年人警察训诫跟进帮教工作,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检察院实施了涉罚少年观护帮教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再比如,2016年至2017年笔者曾参与对全国20余所工读学校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专门学校教育矫治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方面效果显著,平均转化率达95%,有些高达98%。

我们国家的法律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上,有一些措施只停留在字面上,工作责任主体也不明确,许多轻微违法的未成年人教育工作主要是公安机关在处理跟进,政府其他层面衔接不上。在这个背景下,单纯追求行政拘留年龄降至14周岁,意味着将社会责任交由公安一家承担,起不到未成年人教育矫正的目的。我们可以根据国情适当建立符合我国传统文化要求和法治基本要求的未成年人帮教体系。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形成心理辅导、社区(包括敬老院、福利院)劳动、封闭式教育基地管教一定时间、执行行政拘留的阶次递进或相互融合的矫治帮教体系,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执行场所,未成年人的管理应当明显区别于成年人。同时,这种帮教措施还要融入监护人责任和民政部门的社会责任,不能一拘了事。(作者系基层公安)

三是严格把握认定标准,坚决防止以未经批准登记代替“违反国家规定”的认定。

一、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国人的生理年龄提高了不少,许多15岁左右的孩子早已达到甚至超过成年人的身高。

然而,降低行拘执行年龄是否就能从源头上制止未成年人犯罪?这恐怕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在审判中,可以看出每个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一些家长或对孩子过于溺爱,或对孩子不闻不问,或者家长本身就法制观念淡漠、行为不端。因此不能指望通过几天的行政拘留就能震慑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或者就可以教育矫治他们的不良行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旦未成年人出现违法犯罪行为,如何对其进行帮扶管教,帮助其重新回归社会这才是重点。(作者系基层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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